文：方志恒（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學院副總監）
政改方案被否決後，香港政治平靜了一段短時間後，一眾京官已經急不及待再起波瀾。
先有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提出「行政長官超然論」、北大學者強世功質疑「一國兩制已成為香港發展的障礙」，繼而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責「香港沒有依法實施去殖民化」，這些言論都引起香港各界嘩然。
其實京官任意演繹一國兩制及《基本法》，肆意踐踏香港的自治地位，並非始於今天。由2007年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出「中央授予特區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起，北京已著意建構一套「香港自治權完全來自中央」的論述，從而為全面介入香港事務做好理論準備 ── 去年6月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就是整套論述的奠基之作。
誠如孔誥烽教授所分析，這種「香港自治權完全來自中央」的論述，源自北京近年的天朝主義路線，當中「應用了不少納粹法學家斯密特（Carl Schmitt）的法西斯主權概念。這種觀點認爲一國兩制的重點在一國而非兩制，香港的自治乃北京單方面的恩賜。北京對港主權，不限形式上的擁有，還包括對港的絕對控制和香港人的絕對效忠。中共直接操弄香港的各個領域、推行洗腦教育、時刻進行敵我鬥爭，乃是天經地義。」[1]
面對北京的天朝主義論述，香港人不能再停留在抗議北京違反高度自治承諾之類的請願式回應，而必須化被動為主動，重構香港自治權的「歷史法理論述」（Historical-legal discourse），並以此為基礎推進本土民主運動。
香港的自治地位 非單純由北京授予
所謂「香港自治權完全來自中央」的論述，說穿了是北京試圖將香港的自治權，緊緊地套在「國內法」（Domestic law）框架，從而就可取得主導地位，透過全國人大的黨國機器，任意詮釋香港的自治權力範圍。
但如果我們宏觀地閱讀我城歷史，當能明白香港的自治權，並非單純由北京自上而下授予，而是經過了殖民地時代倫敦權力下放、《中英聯合聲明》國際條約確認及最後才由《基本法》正式成文化的三階段演變。
首先，香港的自治權，從根本而言是港英時代的歷史遺產。在大英帝國的體系下，港英政府並非俯首聽命於宗主國的代理人。因為英式殖民地管治文化，講求信任當地官員判斷（To trust the men on the spot）的「在地管治」傳統，故此遠在倫敦的中央政府，一般不會插手殖民地的日常事務[2]。二次大戰後，英國基於地緣政治考慮，逐步展開「非殖化進程」（Decolonisation）、允許各殖民地自治以至獨立[3]；香港受「中國因素」影響，未有走向獨立或全面普選，但仍經歷了一個「非正式的權力下放」過程，在1950至1970年代間，逐步建立起包括自行制定財政預算、設定貨幣匯率、制定對外商貿政策、管理外匯儲備、處理對外事務及參與國際組織等全面的自治權力[4]。
故此早在1980年代中英談判展開之前，香港其實已經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自治殖民地 ── 香港與正式的「自治領」(Dominion)的最大分別，就在於尚未建立民主普選的「責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所以，當中英兩國最終決定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去「維持香港現狀」時，實質上就是透過《中英聯合聲明》這條國際條約，以「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確認當時香港已有的自治權，並且將港英政府的各項自治權力，全面延續至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
到了北京在1990年頒布《基本法》之時，客觀而言就是透過全國人大的「國內法」框架，正式將香港經歷長時間演變而建立的自治權，予以正式的「成文化」（Codified）。
重認自治傳統 我們才能理直氣壯
理解到香港自治權的三個階段演變，當能明白所謂「香港自治權完全來自中央」的論述，實際上就是北京在天朝主義路線下，刻意扭曲歷史事實的政治操作。
因此當下香港人必須建構論述，重認我城的自治傳統。唯有我們如此才能理直氣壯，在「天朝中國」下力爭我城應有的自治權。
[1] 孔誥烽：《革新論》與香港主權論述爭議: https://goo.gl/LSpBkn
[2]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
[3] Ronald Hyam, Understanding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4] 顧汝德：《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