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政府新聞處
原來今日是中國國家憲法日，還要搞了個座談會，大談基本法和中國憲法。對憲法問題認認真真的討論，切切實實地執行，本來就是中國人社會的百年大夢。但事實上，研討會根本就不是探討憲政問題，只是製造另一個平台讓中共官員把憲政概念扭曲再扭曲。中共政權最大的能耐，就是從不害怕公然講一套做一套，而且講的時候完全不會因為口不對心，言行不一而感到面紅。
早幾天，李怡先生才在他的文章中引述了前蘇聯離心份子作家、諾貝爾獎得主索忍尼辛對「謊言」的說法：「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自己是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當中共說「依法治國」，又說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據憲法」的時候，這段話可說是十分貼切地說明了實情。
今天在那個所謂基本法國家憲法座談會上，中聯辦主任王志文的文章及其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所發表的言論其實都不特別值得評論。講來講去，就是說黨大於法，憲法只是黨的政治工具。中共強調憲法，不是要講如何界定政府的權力範圍，也不是要與人民訂定勸界契約。中共講的憲法，就是它有權任意利用法律工具來整治任何人，法律只限制人民，法律限制不了共產黨，因為法律是由共產黨作出解釋的。
基本法與中國憲法的關係，早就已經是清清楚楚，不斷強調大與小、母與子，又說基本法不能違反中國憲法，這是不是有點多餘？基本法是在一個中共主導的機制及過程草擬出來的，然後是由中央政府及人大分別通過及頒佈的。要有基本法，就是因為在一國兩制下，要對香港有一些特別的安排。所以問題關鍵是中共的行政及操作不應該違反這個承諾，問題的關鍵是中央及國內的部門是否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根本就沒有能力衝擊中共的那一套憲法，過去二十年，是中共不斷透過重新解釋基本法，把一國兩制的界線不斷改變。
內地作家祝勇説，所謂「行憲政」，首先便是政府要守法。他又說：「只有憲政，才是貨真價實的革命。因為只有憲政，才能追求一種更優越的民主生活，實現社會利益的最普遍化。」說到什麼時候才是推行憲政的好時機，他就這樣說：「我們不能設想有一個“純潔”的時代（所謂“條件成熟”）來安放憲政夢想，因為這樣一個“純潔”的時代是永遠不存在的。憲政需要通過打破現實利益的屏障來實現。時代的迷局各有不同，而迷局永遠存在。」因此，他引述政治學者韋森教授在其著作《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中的說法，「政府守法，受預先制定的規則約束，就是憲政。」
中國人發「憲政夢」，如果只從當權政府的承諾開始算起，也已經是111年前便開始了。那是個男人要紮辮，女人要紮腳的年代。
但今天中共sell 的所謂的「中國夢」，比較起來其實好低檔次。如果只講「富國強兵」，或只片面強調「經濟發展」，本質上就只是滿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失敗之後搞的「洋務運動」所講的「船堅炮利」，與後來「洋務運動」所強調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綜合版本，何「進步」與「先進」之有？慈禧太后是在1906年，即光諸三十二年正式宣佈要制定憲法，也為君主立憲設立一個路線圖。
慈禧死後，攝政的載灃反口，當時袁世凱還說「官可以不做，憲法不能不立」。但民國革命之後，袁世凱一做了臨時大總統，便不願受憲法約束。當選正式總統後，更解散國會，修改民國約法，甚至稱帝。
就算是孫中山也難免有這樣的觀念局限。國民黨被袁世凱取締後，加上二次革命及護法運動的失敗，他把自己重新建立的「中國革命黨」變成一個一人獨裁的政黨，還要求黃興、廖仲愷他這些民國革命的盟友都要以近乎黑社會的形式立誓只對黨的大佬忠心。結果黃興便拒絕，也從此淡出了民國革命。直到孫中山1925年死前，才提出了一套由「軍政」，逐步過渡到「訓政」，再後才到「憲政」的憲政三段理論。但他的繼承者蔣介石，只是一個軍事獨裁者，後來也只希望做一個「明君」。
1919年的五四運動，講的也是「德先生與賽先生」。今天，「德先生」便不能講了，或只能講中共壟斷了定義的「中國特色一黨專政」下的「中國特色民主」，說穿了其實只是另一種方式的軍事獨裁。
共產黨與國民黨鬥爭的時候，也大講憲政的重要性，以反對一黨專政作為鬥爭的綱領。大家有冇讀過那一本《歷史的先聲》，每一篇文章都是共產黨自己寫、自己刊載的。中共自己睇番會不會面紅？會不會愧對革命先烈？看來不會。
由清末正式說要制憲至今，已經一百一拾一年了，對，是111年了。在這段漫長的歲月中，個個打江山時都講憲政，到坐江山後就否定憲政。1954年中共治下第一部憲法出台，同時便拘捕胡風集團各人，掀起對所謂胡風集團的批判和迫害，所有做法都即時違反了中共自己剛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以後的事，就不用再多說了；今天如何，也無需多講了。這就是中共治下，中國特色的行憲政。
今天這個世代，正式頒布要立憲111年後的今天，男人不用紮辮子了，女人也不用紮腳了。今天的朝廷官員，穿上了西服，懂得品嚐紅酒了，能吃上西式自助餐了，知道如何搶購限量版LV了。但今天仍然有劉曉波，有劉霞，有維權律師事件，也有「七不講」，第一個不許講的就是「西方憲政民主」。
到今天，習思想寫入黨章，「憲政」一辭卻曾經有一段長時間在互聯網上被屏蔽。這可說是十分諷刺，比慈禧太后就更不堪了。共產黨卻夠膽把這樣荒謬的局面說成是「偉大的民族復興」。更荒謬的是竟然也有一些「愛黨盲毛」仍然抱着「船堅炮利」這一種初階的洋務運動觀念來看今天這個國家的發展。看來，民族復興就真的談不上了，說是「民族返祖」可能更貼切。
不得不把索忍尼辛對「謊言」的說法再引述一次：「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自己是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這個中國近代史的故事，是否說明也教訓了大家，中國人及中華文化，根本就沒有可能有民主憲政？
不敢說這是結論，但觀乎過去二十年，又真的不能不認真思考這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