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攝於港大法學院
國際特赦香港分會 世界人權宣言70週年講座
楔子
最近香港眾志等團體，在聯合國大會的意見遭抹殺。究竟申訴的機會從何而來？
適逢世界人權宣言 70 週年，陳文敏教授曾應國際特赦之邀，解釋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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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的 1948 年，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
但陳文敏點出宣言只是決議，沒有法律約束力。經過六年討論至 1954 年，方創制出兩大國際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拖沓源於東西冷戰，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之爭。公約延至 1976 年才正式生效，多數亞洲國家都沒簽署。
《公民公約》奉行「第一代人權」，要求國家保護個人權利不受侵犯（消極自由）；《經濟公約》奉行「第二代人權」，要求國家協助人民實現平等（積極自由）。
前者要求締約國立即落實；後者允許締約國逐步實施，因需動用更多資源。至於「第三代人權」則講究集體人權，包括環境保護乃至民族自決。
一些專制國家謂三組人權有分輕重緩急，陳文敏不以為然，認為不宜分割。比如集會自由看似僅屬「第一代人權」，但必須有政府協助，方能充分實踐。「發展經濟同拉異見人士，兩者有咩關係？好多時都係藉口。」
說到「第三代人權」，陳坦承今年多達四分一學生，以民族自決為論文題目，「我話梗係寫得，大學唔寫得邊度寫得。」
陳解釋民族自決最初是回應殖民主義。二戰後各殖民地陸續獲得機會獨立，那些殖民地往往與宗主國分屬兩地，分屬不同族群，比較容易劃分。
爾後的民族自決，演變至國內不同族群追求獨立。但歷史上幾無國家自願讓族群分離，孳生無數衝突。唯有當地人民足堪成為民族，並且遭殘暴鎮壓，甚至人道災難，比如巴勒斯坦，國際才會為人權干預。
因此魁北克尋求獨立多年，爭持到最高法院。法院裁定唯有當政府違反承諾，嚴重侵犯族群的權利，方能証成自決訴求。否則對外自決就要轉化為對內自決，通過民主解決。
陳說香港曾有兩次機會自決，但都失諸交臂。第一次是 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香港被剔出殖民地名單；第二次機會是 1985 年，中英聯合聲明尚未正式生效，英方曾作評估（Assessment）諮詢市民，逾八成港人接受。因為當年談判保密，港人無法參與，一直恐慌，結果卻比想像好；而且英方表明不再談判，港人只可揀接受與否。
陳說港人不至於求助無門。所有國際公約的締約國，都要定期向聯合國提交報告。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提到，兩大公約仍在香港適用，其人權法亦援引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撇除了國籍權和自決權）。儘管中國非締約國，97 年後仍須履行公約要求，每隔四年左右為香港繳交報告。
首先香港的憲制事務科負責諮詢，但只披露目錄，不公開內容，港人只可據目錄表達意見。當憲制事務科擬定報告，便交予中國外交部轉赴聯合國，其時報告內容才會公開。陳文敏對此做法頗為不滿。
聯合國必然有一兩委員處理一份報告，提出眾多問題詢問港府，港府須派員往日內瓦答覆。委員不會只聽政府一面之辭，還會詢問香港各民間組織，再作結論。
陳說聯合國很清楚香港情況，例如上期報告便談及警方拍攝遊行人士是否恰當；下期報告便無可避免牽涉到佔中和傘運。各大團體都可跟進這些報告，接觸委員，力求將意見反映於報告中，迫使政府答覆。
陳說別以為這些報告沒用，比如國際銀行會參考這些報告，決定評級和貸款。國際關係彼此扣連，中國和港府都極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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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時段，記者問到 DQ，陳強調以政見剝奪參選權，顯然違反人權。他不同意高院原訟庭謂 DQ 可由選舉主任操刀。「誓章只係行政角色，唔會畀公務員有政治判斷嘅權力。」
陳解釋要區分兩者：當選人行使公職，宣誓是合理義務；惟參選是公民共享的權利，包括候選人和選民，兩者不應混淆。陳對終審庭的開明寄予厚望，相信周庭得直的勝算甚高。
陳強調只要不用武力推翻政府，任何和平的討論和宣傳，包括自決和港獨，都受基本法保護。
回顧居港權爭論，昔年立法原意，本來是想吸引歐美加移民回流，沒料到內地出生的子女成為大多數。法律難以因時制宜，故時人屢倡變法，以期應對時局。
「話要改基本法條文，唔會違反基本法。要求改 24 條（居留權）唔違反基本法，要求改第一條點解會違反基本法？講吓啫。我睇唔到講香港獨立點解會違反基本法。」